我对于精神病院这个意象的关注，始于戈夫曼的总体性机构、福柯的疯癫与文明等、以及社会工作概论课上鄢老师推荐的电影《飞越疯人院》、《癫佬正传》。这部纪录片看上去是一个长达五个小时的田野调查访谈现场，真真是绝佳的精神病意向分析的素材了。

前几天刚刚去过北大六院参访，有同学在提问的时候问到约束带的问题，医生说只有在患者出现伤人或自伤的行为的时候才会使用，对于患者不配合服药打针这样的情况，是不会使用约束带的。如果患者不配合治疗，医院会与患者及家属进行洽谈，关于是否使用长效针（只需要两周一次，但副作用比较大），关于是出院还是继续留在这里。其实在北大六院参访的过程也是非常走马观花了——大概也是专业的选择性认知吧，一位护士长与一位社工从社会工作的角度主要介绍精神疾病患者在康复过程中的种种，比如医院设置的各种团体活动形式，医院的人性化康复辅助，医院的绿丝带志愿者计划等等。我们所路过的也只是工娱室，看病患在打乒乓球，弹钢琴等。

所以在电影上见到病人拒绝吃药打针的时候，非常无助的说着“我不吃药，我没有招了。但是我就不吃药”，两位护士则一边架着患者前行一边说“不吃药的话，就上一级绑”的时候，还是有些震惊的。不过纪录片借着医生与患者对话的过程也提及了，北大六院算是中国精神疾病医院中相对比较强调开放疗养的一个，但是进入北大六院的病患一般都是病情较轻的。而且北大六院也是存在封闭病房的，大抵那里我们不曾谈及的情形大概会是类似的吧。

记得放映结束后主持人问了马莉导演关于戏剧性的问题。马莉导演回答这部片子并没有任何刻意表述戏剧性的动机。至少这些镜头都是这个群体的日常生活中最为稀疏平常的事情。我不知道多少人对于这样题材的电影在观看的时候会抱着猎奇的动机。不过我确实认为这部影片，并没有传达什么满足猎奇心理的内容。马莉导演说，她所希望的是记录和表现这一群体最为真实的情形和现状。

观影过后，大概许多人的疑问都会在，这位那位患者，他或他，到底是否是精神病人？比如许多人会关心的问题是那位整部片子都看起来及其清醒理智的傅先生到底是不是精神病人，那位在单位工作受排挤失意的在病房期间总是读书学习的胡先生是不是已经康复了已经可以出院了。我们当然会在试图去标签化的过程中恍惚，确实呢，谁是正常，谁又是不正常，这种东西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交给科学去界定，科学与理智又何尝不是一种在某一种特定历史阶段下的意识形态。精神病理学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我们难道不可以认为，正是通过排斥疯狂，建立他者，才使得理性占据了社会的统治地位？我们开始在患者的看似可笑的呓语痴话中反思。“我看那些医生都是有病的。一群有病的人来治我们这些没病的人。” “凭什么认为我有病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本身不是个问题，只有那他来说事摆在桌面上才是个问题。你说我有精神病，那么世界上谁没有精神病呢？那些追求财的、追求权的、追求色欲的，哪个不是精神病？大家都是精神病”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都是从外星来的。他们嫉妒我们的能力所以才迫害我们。”

正常与癫狂的界限似乎真的就是那么模糊？正如影片结束时那位“被开导”的深色木讷的患者忽然开始争辩起来，“你怎么定义吃呢。凭什么张开嘴，咽下肚子就是吃呢。什么是吃饱了，什么是没吃饱呢。”这似乎是一种奇特的意向，所谓正常，大抵就是享有着对看似不言而喻的东西保持默许和自然而然接受并不加拷问的态度的能力。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精神疾病这一隐喻本身看作对于正常秩序中的一切“不言而喻”的质问呢。呵，凭什么正常，凭什么癫狂。

去看看癫狂中折射了什么吧。他们的故事，有的“太耿直”而被单位领导挤压郁郁寡欢，有的一遍遍强调着自己是“清正廉洁的党的好干部”，有的被至亲人抛弃，有的在卫生间一根根抽着烟讲着从未曾与别人吐露的作为”黑五类“的经历，有的年少三个人“抱着玩一玩的态度”合伙偷了五十块钱在少管所度过备受折磨的三年。

包括傅先生的故事。马莉导演提到，他是在高考时在试卷上画画被骂精神病，这个名声被传入到了闭塞的家乡小村子，此后的人生轨迹就再也没有摆脱“精神病”这个烙印。当他初入精神病院，一次次的与医生与护士据理力争，讲述那个他本身并不愿意揭开的伤疤，那个他被妻子骗进精神病院，尊严尽失的故事，一次次提出出院请求，一次次希望通过行动上的策略性服从和言语上的有理有据的逻辑来说服医生自己“没有病”，但是却一次次被医生护士以哄小孩子般的“神逻辑”怼回去一时语塞，或是在讲述的半途中随意支吾应答看手机中途离开等。当然作为观众，自然是没有资格判断傅先生是否是躁狂了。毕竟纪录片中所呈现的、医生对于躁狂的界定本身就有着极大的模糊性，“这种病就是特别容易和他产生共情，让人觉得他是正常的，觉得他没病”。这是个可怕的死循环了。直到我们可以看着他在越来越靠后的部分，其言语神态真的就在药物的作用下越来越趋于“不正常”，神色明显的木讷，语言明显的开始变得不那么连续和有逻辑，思维开始似乎变得荒诞。他开始一遍遍读着妻子打印出来的双相障碍的资料，他开始从格格不入到与病友渐渐有了交流，他开始迟疑的对着镜头说出 “那么，我觉得，我大概是有病的。”

可是写到这里，似乎就有了所谓的“去污名化”的过分解读之嫌了。我相信这也不是导演的本意吧。在提问环节中，面对主持人、观众的一遍遍提问，这位病患是否正常、那位病患是否正常，导演说，镜头所记录的，都是精神疾病患者在药物控制之下的、情绪稳定的思维情形的一面，也就是所谓的“正常”的一面。这是非常依仗药物控制的，如果停止服用药物，顺从患者自己的意愿离开这个所谓”限制自由的监狱“，那么后果或许也是不可设想的吧。但是我们又真实的感受到药物对于患者精神状态的影响，他们开始变得木讷、呆滞，变成他们自己所鄙视的那种“混吃等死、无所事事、毫无尊严”的人。我无法想象那个严重失眠的少年，木讷的伸出双手满满向着母亲靠过来，半晌说出一声“抱抱我”，在病床上行动僵硬的跪下、向母亲磕头，磕磕绊绊的说着“对不起我生病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心境。这便是精神疾病患者、医院、家属等所面临真实的两难处境。正如马莉导演所提到的，傅先生的处境。他大概是确实出院了吧。但出院了果真就能够适应出院后的生活么。他或许也会开始怀念在医院里的日子吧。